季羡林是不是国学大师

当然不是。

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梵语老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师范慕尤博士的一段话：

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虽然我们的书内容艰涩难懂，识者寥寥，但我们的努力已经渐渐为国际学界所赏识，中国的佛经写本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而印度学和梵文的研究也在北大、社科院、复旦等多地开花结果，惟愿我在交大亦能播撒下印度学的种子，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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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慕尤老师的导师段晴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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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印度学的开山鼻祖，所谓“国学大师”不仅不足以准确描述他老人家的学术地位，反而是严重的误读，会带来严重的误导。

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教授指出：

对“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学科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但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单化，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后面的问题就无法展开讨论。
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和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的（几年前的维基百科，只有德文版的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名称代之，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并非是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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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而构成，对其比较直观的释义就是：有关印度的Philology。维基百科的定义综合了各家观点，作：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定义可类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结尾的学科，如汉学（Sinology）、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等。

回顾中国早期的印度学研究，出现了林黎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羡林（Hiän-lin Dschi，1911-2009）这样的印度学学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严格意义上来讲，林黎光应该纳入法国印度学传统，他长期待在法国，求学、研究都是在法国，季羡林先生则应该归为德国印度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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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留学的青年季羡林曾在哥廷根科学院的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俗语的论文，在当时的俗语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他要进行俗语研究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篇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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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回国之后在中国印度学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赘述了。

其实，关于季羡林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老自己的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不是礼节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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